別看蔣介石對付國民黨內部派系軍閥很有一套，卻遠不是共產黨人毛澤東的對手，解放戰(zhàn)爭打到后來，隨著戰(zhàn)略優(yōu)勢轉到共產黨一方，面對接二連三的慘敗，他的脾氣越來越壞，其心情絕對可以用“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來形容。

　　每況愈下的戰(zhàn)局難以收拾，奮斗多年的事業(yè)即將崩潰，“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此時的蔣介石也開始了問題檢查，他總結出軍隊的高級將領有七大缺點：本位主義；包辦主義；大而無當，粗制濫造；含糊籠統(tǒng)，不求正確；因循茍且，得過且過；遲疑猶豫，徘徊卻顧；主觀自大，固步自封。

　　這位蔣總裁認識到軍隊已變成“六無”之軍，即“無主義、無紀律、無組織、無訓練、無靈魂、無根底”，軍人相應地則成了“六無”之軍人，即“無信仰、無廉恥、無責任、無知識、無生命、無氣節(jié)”，他痛心地指出：

　　“從抗戰(zhàn)后期到現(xiàn)在，我們革命軍隊中表現(xiàn)出的貪污腐敗，真是無奇不有，簡直難以想象。這支部隊已經失去了靈魂，沒有戰(zhàn)斗力和紀律，并由無能的軍官來指揮，結果，這樣的軍隊就不能不走向失敗。”

　　公正地說，蔣介石反思的態(tài)度是比較誠懇的，檢討的內容也基本屬實，但也有不足之處，那就是他沒有解剖自己的責任，而一項事業(yè)遭遇重大失敗，其主要領導人反而可以“逍遙法外”，這是不可想象的。事實上，我們可以在馬歇爾將軍的傳記中找到涉及蔣自身毛病的一些事例：

　　“魏德邁1944年10月接替史迪威，起初幾個關于中國的報告是樂觀的，一個月之內，他就向華盛頓報告了他同中國軍隊之間的問題。馬歇爾聽到了熟悉的怨言：（1）中國沒有統(tǒng)一的指揮；（2）蔣介石試圖從重慶指揮所有部隊；（3）沒有協(xié)調的作戰(zhàn)計劃；（4）師一級以及師以上的領導都是庸才；（5）軍隊的裝備和食物均不足。

　　蔣介石手下的將領不敢報告實情，因為他們害怕暴露自己的愚蠢和不稱職；他們在計劃作戰(zhàn)、發(fā)布命令和執(zhí)行命令上，都是不勝任的。
　　馬歇爾派魏德邁再次來中國了解情況。魏德邁（對蔣介石）的嚴厲斥責給馬歇爾留下極深刻的印象，因為這出自一位中國可信賴的朋友和蔣介石的支持者。

　　8月22日，魏德邁在國府委員會及政府全體部長聯(lián)席會議上講話，把他兩個月來的見聞毫不留情地講出來。……他堅稱軍官們必須關心士兵的福利，照顧傷兵，到醫(yī)院慰問，與士兵一起打籃球和踢足球，督促下級軍官熟悉本部士兵的姓名，講解政府的目標并鼓勵提問題，講解為什么要打仗。他這些話必定使在座的許多（國民黨）軍官們大吃一驚，這些觀點在美國軍隊中是人所共知的，但對他講話的對象來說卻是陌生的。”

　　看來真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以上幾個事實足以證明，在國民黨的此次大潰敗中，蔣介石不僅逃不脫責任干系，甚至還是其內部管理混亂的始作俑者。

　　美國海岸公司總裁詹姆斯·保羅認為大企業(yè)經營成功有十大要素，“勤奮工作，工作有中心，大思路，靈活性，有能力，推銷素質，充滿自信，細節(jié)與總體構想保持平衡，富有進取性，持之以恒”，假如可以將國民黨軍隊也看成一個大企業(yè)組織的話，我們發(fā)現(xiàn)蔣介石擁有的經營成功要素太少。

　　首先，“中國沒有統(tǒng)一的指揮”證明他的領導工作沒有中心；其次，“蔣介石試圖從重慶指揮所有部隊”說明他不自信，把靈活性當成原則性來使用；其三，“沒有協(xié)調的作戰(zhàn)計劃”反映出他沒有大思路。

　　蔣介石唯一津津樂道的大約就是他的“勤奮工作”，舉凡每次大的戰(zhàn)役行動他都直接指揮到軍長、師長乃至團長，可是這樣的勤奮十之八九是壞事，道理很簡單，“只有一只手表的人能知道準確的時間，而戴兩只手表便不敢確定到底是幾點了。”

　　不過隱藏在勤奮工作背后的，恐怕還有蔣介石的某種眷念私情。作為蔣家王朝的掌門人，他一定太在意一城一池的爭奪了，生怕自己的放權導致固定資產的非正常流失，但結果呢？既辛苦了自己，又出力不討好。
　可不可以說蔣介石這樣的想法就是錯，結論尚不能簡單地下。歸僑企業(yè)家姚美良先生不是也說過“做生意辛苦一點沒有什么，還是親歷親知為好，不能事事靠助手，否則破了產還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嗎？只是初衷好未必代表效果就佳，不知姚先生的英年早逝是否與過度操勞有關聯(lián)，但可以肯定的是，蔣介石的頻繁越級用兵極大干擾了戰(zhàn)區(qū)負責人的指揮決心，加快了其軍事潰敗。

　　所以說，為了挽回岌岌可危的敗局，蔣介石唯一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承攬起整個失敗的領導責任，不將責任一古腦傾瀉到別人頭上，反思自身的管理缺陷并予以改正。因為從組織學的角度講，迄今為止，即使不是獨裁，組織幾乎無一避免地遵循與官僚主義相關的權力與地位規(guī)則，除非改變頂層的管理，否則你在一家大型組織里是不會改變很多的。

　　在德魯克看來，“管理要為自己的機構指明方向，通盤考慮機構的使命，明確制定機構的目標，正確調度機構的資源，使機構做出更大的貢獻”，而這些內容無一不與領導有關聯(lián)。因此如果從管理學的層面來進行分析，蔣介石亟需加強的不是他的軍事指揮能力，而是如何更好地領導。

　　關于什么是領導，一般認為應該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1、激勵他人傾聽和跟隨自己的能力。

　　2、將信任（信心）和行動的目的傳達到其他人身上的能力。

　　3、給個人、組織和機構指引發(fā)展愿景。

　　4、給個人、組織和機構的發(fā)展愿景提供可行性的行動方案。

　　把這四個方面以不同方式的運用就形成了具體的領導風格，現(xiàn)實中有許多種領導風格，其中下面三種最為人們熟知：

　　1、下放權力型的特征是不干涉和少提或不提建議，讓下屬自己設定行動目標，給予他們更多的決策自由權和解決問題的權力。

　　2、專制式領導的特征是到處插手，將決策、設定目標和解決問題的所有權力都攬住不放。
　　3、民主型領導的特征是鼓勵參與，在決策過程中強調集體團隊的作用。

　　我們撇開其他內容不說，僅從領導風格方面來個對比，蔣介石應該是毫不客氣地搬起“專制牌”扶手椅就坐，而毛澤東則是既喜歡“民主牌”椅子，又愿意去坐“下放牌”椅子，這其中的高下優(yōu)劣列位看官很容易辨別。

　　地質學家認為，地震有時不僅是災害，充分利用地震還可以造福人類，比如用地震誘發(fā)火山爆發(fā)、用地震改造頑劣的地貌等等，不知道受到毀滅性打擊的蔣介石后來到臺灣之后是否有了洗心革面般的改進，反正至少到了解放戰(zhàn)爭的結束，他的領導方式沒有任何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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