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登門向龐德公求教,而且很謙虛、虔誠。龐德公稱諸葛亮為“臥龍”,由此傳揚。當時諸葛亮結交的還有龐統(tǒng)、龐林、馬良、馬謖、習禎、黃承彥、徐庶、司馬徽、杜夔等等。結交這些名士,不僅擴大了自己的影響,增長了才智,而且有不少人成為蜀漢的政治、軍事骨干。諸葛亮出山之際,正是劉備敗退危難之時,他力主聯(lián)孫抗曹。為了達到目的,他過江東,采取得力措施,終于取得外交勝利。赤壁戰(zhàn)后,諸葛亮通過有力的外交努力,終于借得“荊州”這塊生存的根據地,并由此出發(fā)迅速占領益州、漢中之地。在劉備死后,他更重視外交管理,多次派重使前往東吳重結孫劉盟好。

　　他還采用攻心為上策略,以七擒孟獲的方式終于安定了后方,并實現(xiàn)了“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的戰(zhàn)略目標。這些合理的管理措施及實施給北伐曹魏準備了條件。

　　三與現(xiàn)代管理思想的比較

　　從 戰(zhàn)略管理 上看,諸葛亮的“草廬對”還不能稱為一個周密完備的計劃,其中包含著不少不切實際的構想和假設。“草廬對”以荊州為中心,看到了荊州在劉備集團總體戰(zhàn)略中的重要地位,卻未能認真考慮到荊州在孫吳集團總體戰(zhàn)略中的重要地位。實際上,荊州不僅是孫吳集團實行擴張的現(xiàn)實目標,同時也是維護東吳國家安全的屏障。事實上,曹操也把奪取荊州視為自己統(tǒng)一天下的戰(zhàn)略重點。

　　因此,“草廬對”中的管理謀略表現(xiàn)為對孫吳奪取荊州的可能性上估計不足,即對敵我友三方缺乏辯證的分析。后來荊州丟失已證明“草廬對”中的戰(zhàn)略管理有誤。讓關羽鎮(zhèn)守荊州更是其大失誤。關羽勇武有余,但智謀不足,缺乏政治遠見,并欠外交才能和全面觀念,忽視對孫吳的聯(lián)盟。“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也是其管理上的一大失誤。蜀漢的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是建立在嚴刑苛法的基礎上的,并非是豐衣足食的結果,這是本末倒置的管理,不能長久。

　　將欲取之,必先予之,但諸葛亮對蜀中人民卻是重取輕予、先取后予、多取少予的。正如裴松之所言,“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嘆。”這是現(xiàn)代管理應注意的教訓。諸葛亮把軍事放在經濟之前而重視,也是管理上的本末倒置,他采取的“攻勢立國”、“以攻為守”的管理政策,也是失多得少。

　　諸葛亮北伐中原,之所以勞而無功,是因為它本質上是脫離實際的、毫無實現(xiàn)可能的空想管理。“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從個體上說是忠義昭彰,是報知遇之恩,但對國家則是災難。在人才選拔、使用和培養(yǎng)的管理上,諸葛亮的失誤也給后人以借鑒。他沒有像曹操一樣選好選官管官的人,在用人上謹小慎微,“察之太密,待之太嚴”,且一切以自己感覺好惡為標準。

　　謹慎從事是其特色,但也不能過分,在現(xiàn)代管理上就有適度冒險、分權管理的原則。他不信任魏延,否定其“暗渡陳倉”以奇制勝的建議,從而喪失一次可能取勝的機會。從出師表看,對出師北伐也沒有制定取勝的戰(zhàn)略方針和可靠的實施措施,實際上諸葛亮也對北伐失去信心,因而北伐也就成為例行公事了,或者是為了轉移矛盾。陳壽評價很中懇,“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才,優(yōu)于將略。”

　　現(xiàn)代管理講公平,更講效率,但“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為了公平不出漏洞,不產生冤假錯案,“罰二十必親理”,這嚴重違犯了高級管理人員的分工協(xié)調的管理原則,從而本末倒置,也打擊了下屬的積極性,且不便于培養(yǎng)人才。
　作為主要管理人員主要是原則領導,出主意搞決策,選人用人,建立組織機構和和諧的人際關系,激勵下屬,一級抓一級,層層分工負責,調動每個人的積極性。諸葛亮一生喜歡文官,而輕視武官,在管理上自覺不自覺地偏護文官而壓抑武官,在劉備活著時,劉備重武輕文,二者有互補的作用,而在劉備死后,在人才管理上就造成了嚴重缺陷。在破格用人上,諸葛亮的缺憾更明顯,無怪魏延“常謂亮為怯,嘆恨己才用之不盡。”

　　事實上,諸葛亮在管理上理論和實際相脫節(jié)的問題比較嚴重,這給蜀漢在各方面都造成了不良影響,但這并未引起后人的注意。諸葛亮一生,從管理實踐上講,有得有失。為什么“出師未捷身先死?”我認為其最大失誤在識人用人上,尤其在后期缺乏實事求是作風,沒有用好自己、管理好自己。諸葛亮是人不是神,也有自己的不足和局限,后人應當正確地評價他;當鑒則鑒,當誡則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