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場成為5月頭條新聞的爭論中，美國參議院調(diào)查委員會（Senate 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在其發(fā)布的一份報告中稱，總部位于加利福尼亞州庫比蒂諾（Cupertino）的科技巨頭蘋果公司（Apple），在過去4年里，利用一個“復雜的離岸實體網(wǎng)絡”，為“原本屬于應稅離岸收益的440億美元”避開了美國的稅收。這份報告指出，為了避稅，蘋果公司設立了至少三個海外子公司，這些子公司“并不是任何國家的‘應稅實體”。

蘋果公司在大量的自我辯解聲明中稱，它很可能是美國最大的公司納稅人；在本土創(chuàng)造或支持了60萬個就業(yè)機會；公司之所以在海外擁有大量現(xiàn)金，是因為公司的大多數(shù)產(chǎn)品均在美國以外 銷售 。蘋果公司的支持者在回應這一觀點時堅稱，該公司采用的稅收策略沒有不合法的，也沒什么不恰當，它只是在遵循與谷歌（Google）和微軟等其他全球性高科技巨頭遵循的游戲規(guī)則相同的規(guī)則而已。

蘋果這類公司采用的在不違背美國法律的前提下將其納稅額減少到最低限度的機制是什么呢？為什么美國堅持采用這樣一種稅收體系呢，它的經(jīng)濟后果是什么呢？這一體系應該得到修整嗎——如果是的話，怎么修整呢？

“從理論上來說，所有的爭論都是因為美國采用了一套‘居住地（居民）’征稅體系（residential tax system），而不是很多歐洲國家采用的‘屬地’征稅體系（territorial tax system）。”沃頓商學院商業(yè)經(jīng)濟和公共政策教授肯特·斯邁特斯（Kent Smetters）談到。“在屬地征稅體系的框架中，公司的稅收需繳付給從中開展經(jīng)濟活動的國家，不管公司的國籍如何。而在我們采用的這個居民稅收體系中，美國的納稅人（企業(yè)或個人）要按美國的稅率納稅，不管這些收入來自何處，納稅額會減去在采用屬地征稅體系的國家已經(jīng)繳納的稅額。雖然這兩種稅收體系都有其令人信服的理由，但缺乏國際平等性一直是個讓人深表關切的問題。”盡管美國公司對其海外收入負有納稅義務，但這一稅收體系允許他們延遲為海外收入在美國納稅，納稅時間可延遲到將那些資金返回美國的時候。

“雙重愛爾蘭與荷蘭三明治”

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院教授克里斯·威廉·桑齊里科（Chris William Sanchirico）認為，在實際運作中，這一制度存在“巨大的漏洞”。他談到，“稅收天堂”——往往是些小型島國——利用這一制度將美國公司吸引到了自己的國家，他們對公司執(zhí)行的低稅率政策對跨國公司很有吸引力。美國的公司可以在這些地方設立一家子公司，用來將自己的產(chǎn)品銷往美國以外的市場，因為他們沒有與那些國家建立充分的法律關系，從而也就不會觸及那些國家的稅收制度。因此，蘋果公司的子公司可以在歐洲和亞洲國家銷售產(chǎn)品，但無需為這些銷售收入在歐洲和亞洲國家納稅。

因為這些國家的稅率比美國的稅率更低，所以，美國的企業(yè)會“將其收入轉(zhuǎn)移”到子公司的賬面上。桑齊里科談到，這種一個公司與其海外子公司之間的“轉(zhuǎn)移價格”（transfer price）“并不是真實的市場價格，但這樣的價格最終能決定公司從外國獲得的收入。”就蘋果公司而言，“它擁有包括其品牌和專有技術在內(nèi)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蘋果公司可將這些（知識產(chǎn)權(quán)）轉(zhuǎn)移到設在外國的子公司（比如，設在愛爾蘭的子公司），這樣，子公司就有了蘋果公司制造的產(chǎn)品。蘋果公司會將轉(zhuǎn)移價格人為定在一個很低的水平，從而，子公司只需為這些產(chǎn)品繳納很少的稅收。”

這還只是這一過程的一部分。他接著談到，“隨后，愛爾蘭會讓（這家美國公司）更進一步，通過更多的轉(zhuǎn)移定價策略將其收入轉(zhuǎn)移到稅率更低的地區(qū)”，公司這次會將收入轉(zhuǎn)移到設在百慕大群島、開曼群島等地的殼公司。在一項錯綜復雜的協(xié)議中，美國的公司可以在愛爾蘭設立兩個公司，其中一家公司全權(quán)擁有另一家公司。這就是眾所周知的“雙重愛爾蘭”（Double Irish）。桑齊里科談到，有時候，兩家愛爾蘭公司中間還會安插一家荷蘭公司，以便通過這家荷蘭公司避稅。這就是廣為人知的“雙重愛爾蘭與荷蘭三明治”（Double Irish with a Dutch Sandwich）。這種計劃 之所以后來變得極為復雜，是因為美國的反濫用稅收協(xié)定條款，這些條款旨在阻止美國公司利用殼公司的欺騙行為。據(jù)報道，采用雙重愛爾蘭策略的公司還包括奧多比系統(tǒng)公司（Adobe Systems）、禮來公司（Eli Lilly）、臉譜（Facebook）、通用電氣（GE）、微軟、甲骨文（Oracle）、輝瑞制藥（Pfizer）和星巴克（Starbucks）等企業(yè)。

科羅拉多大學法學院教授維克多·弗萊舍（Victor Fleischer）談到，雖然從理論上來說，蘋果公司可以將其儲備的海外現(xiàn)金返回國內(nèi)，但該公司并不想這么做。“（蘋果公司）更希望通過游說而享受到‘免稅期’（tax holiday），之后再將現(xiàn)金免稅返回美國。對蘋果公司來說，免稅期帶來的一個額外好處是，當撤銷遞延所得稅負債會計分錄時，公司的報告收益會大幅增長。

公平的稅率？

考慮到如此復雜的計劃 ，那么，估算蘋果公司和類似的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實際納稅額的最佳途徑是什么呢？沃頓商學院會計學教授斯蒂芬妮·賽克斯（Stephanie Sikes）認為，這些企業(yè)一定會在其年報中向股東披露一年的現(xiàn)金稅賦。“盡管這一數(shù)字也包括了稅費返還以及對前一年收益的追加稅加利息和罰款，不過它依然是估算企業(yè)在某個特定年度納稅額的最佳公開信息，因為企業(yè)的納稅申報是保密的。”

賽克斯還補充談到，一家公司納稅相對量的公約數(shù)是該公司的長期實際稅率。這個稅率的計算方法是：“將一家公司過去X年來向所有行政轄區(qū)（聯(lián)邦、國際、州和地方）納稅的數(shù)額加起來，再除以該公司過去X年來稅前賬面收入的總和。之所以計算長期稅率而不是年度稅率，是因為公司在任一年度的納稅可能會包括之前年份的稅費返還和欠繳的追加稅。因此，計算長期稅率的方法可避免年度稅率的波動起伏。”

可是，人們怎么知道一家跨國公司繳納的實際稅率是否“公平”呢？“很顯然，這是個極具主觀色彩的問題，不同的人會得出不同的結(jié)論。”賽克斯談到。“如果這個問題是什么對股東是‘公平’的，那么，我認為，很多人都會說，蘋果和已成公眾注意中心的其他公司已經(jīng)繳納了公平的稅額，因為他們的稅收籌劃旨在將股東價值最大化。這些公司都在按章納稅。為了設計這些結(jié)構(gòu)，他們在會計和律師身上花了大筆金錢，所以，他們從中得到的好處必須超過投入的成本，否則，他們就不會那么做了。”

賽克斯還補充談到，有時候，消費者要求公司成為“優(yōu)秀企業(yè)公民”的壓力，會致使企業(yè)減少稅收籌劃，或者繳納比他們實際應繳的稅額更多的稅金。舉例來說，2012年12月，為了平息一場會損害公司銷售的消費者抵 制運動，星巴克（Starbucks）就同意在接下來的兩年里每年向英國政府繳納1,000萬英鎊——這筆錢并不是法律規(guī)定應繳的。“很顯然，星巴克認為，繳付額外稅費符合股東的最佳利益。”

沃頓商學院會計學教授詹妮弗·布魯恩（Jennifer Blouin）談到，蘋果和其他美國公司的批評者往往忽略了這樣的事實：全球各地的其他跨國公司也在實施類似的稅收策略。“我知道政治辯論是怎么開始的。有人說：‘天啊，這家公司賺了這么多錢，可它不在美國納稅。’可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們?yōu)槭裁匆獜娖忍O果公司為每一美元的收益納稅35美分，而三星公司（Samsung）和很多非美國競爭對手卻無需這么做呢？他們會靠價格把蘋果公司擠出市場的……蘋果的產(chǎn)品并不是獨一無二的。同時，三星公司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就像 供應鏈 外包這種在政治上不受歡迎但卻是必不可少的公司戰(zhàn)略一樣，這些公司采用的稅收策略也反映了全球化時代的現(xiàn)實。“居住地和國籍的界限已經(jīng)變得不那么分明了。” 布魯恩談到。
賽克斯對此表示認同。“這些公司是在一個國際市場中參與競爭的，而美國的法定公司稅率在全球則是最高的。此外，美國還是少數(shù)幾個依然采用‘屬人征稅體系’（worldwide tax system）的國家之一，這意味著在美國組建的公司的所有收入都需納稅，即便這些收入來自美國以外。而大部分國家采用的都是屬地征稅體系，在這種稅收制度中，一個國家只對公司在其境內(nèi)獲取的收入征稅。美國法定稅率最高的現(xiàn)實與其他國家的屬地征稅體系合在一起，就導致了這樣的結(jié)果：美國的公司會將其投資轉(zhuǎn)移到稅率更低的國家，之后，還會規(guī)避將在外國掙得的利潤匯回國內(nèi)的所有花費。”賽克斯談到，舉例來說，盡管蘋果公司擁有可用于分紅和股票回購的大量現(xiàn)金，可它依然會發(fā)行債券，并用這些借來的錢分紅和回購股票。“這是因為該公司的現(xiàn)金都在海外，可它不想把錢匯回國內(nèi)，因為那么做要在美國按章納稅。”

對增長的威脅？

有評論人士認為，這種稅收制度正在損害美國的經(jīng)濟增長。然而，“（蘋果公司和其他企業(yè)）轉(zhuǎn)移到海外的是無形資產(chǎn)”，比如，知識產(chǎn)權(quán)等，布魯恩談到。“所以，我們并沒有因此喪失美國的就業(yè)機會，沒有將它們轉(zhuǎn)移到愛爾蘭。當然，我們也會喪失幾個工作機會，因為那里必須有人去運營，他們要在愛爾蘭設立辦事機構(gòu)，要把服務器安置在愛爾蘭，不過這些都微不足道。實際上，他們所做的是將大量利潤轉(zhuǎn)移到了美國以外。”

布魯恩還補充談到，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現(xiàn)在對此深表關切的”正是歐洲人，歐洲已開始對“雙重愛爾蘭與荷蘭三明治”感到緊張，因為“那些結(jié)構(gòu)幫助這些公司減少了在歐洲承擔的納稅義務……結(jié)果表明，蘋果公司的這種準愛爾蘭實體沒有為其收入在任何地方進行納稅申報。”這就意味著歐洲吃虧了。

賽克斯認為，雖然沒人期望美國的公司會繳納比其納稅義務更多的稅金，“但美國的公司稅收體系確實存在嚴重問題，所以需要變革 。它已經(jīng)阻礙了美國的經(jīng)濟增長。為了激勵公司在美國投資，美國應該削減公司稅率。”此外，很多評論人士還吁請美國轉(zhuǎn)而采用屬地征稅體系。賽克斯談到，一方面，“雖然屬地征稅體系可以消除阻礙公司將海外盈利匯回國內(nèi)的障礙，但從另一方面而言，采用這樣的稅收體系并不能將企業(yè)吸引到美國，吸引企業(yè)來美國的唯一途徑就是降低稅率。政府可通過擴大計稅基數(shù)（也就是消除稅收漏洞），以稅收增減為零的改制方式降低稅率。削減公司稅率并擴大計稅基數(shù)將刺激美國經(jīng)濟的增長，并能在本土創(chuàng)造出就業(yè)機會。”

“我們關心的是，這些美元會投向哪里。”弗萊舍談到。“重要的是，這些錢是否沒有被投入美國而是投向了海外。我們不想看到這樣的結(jié)果：免稅代碼促使公司為了避免繳納將資金匯回國內(nèi)的稅金而將資金投向海外。”

變革 的范圍

考慮到顯而易見的缺陷，很多人都認為美國目前的稅收制度已運轉(zhuǎn)不靈了。但是，就把稅收體系改成什么樣子的問題，人們還有很大分歧。弗萊舍談到，自由派人士希望變革 圍繞35%的目前稅率進行，也就是對美國公司的全球收入按這一稅率征稅，但要堵塞破壞目前稅收體系的漏洞。而在政治譜系中居于中間位置的變革 者則主張采用沒有延期繳稅的屬人征稅體系，將稅率降低到大約20%。在這樣的稅收體系中，美國公司的全球收入都將被征稅，不管公司是否將資金匯回國內(nèi)，如果將資金匯回美國，公司將無需繳納額外稅金。

“稅率越低，公司利用精密復雜手段避稅的動機就越小。”弗萊舍談到。“（目前）35%的定價對我們沒有什么好處，因為沒人重視它。”共和黨議員、眾議院籌款委員會（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主席戴夫·坎普（Dave Camp）更喜歡降低美國稅率并構(gòu)建一個屬地征稅體系的方案，這種方案將只對來自美國的收入征稅，美國的公司可將盈利從境外無成本自由匯回國內(nèi)。那么，美國的稅率到底應該降低多少呢？經(jīng)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數(shù)據(jù)顯示，工業(yè)化國家的平均公司稅率在20%到25%之間。美國的公司和行業(yè)協(xié)會堅持認為，如果美國想擁有全球競爭力，美國的稅率就不能超過這個水平。

布魯恩表示，就目前來看，“只有我們降低了稅率，公司才會愿意把錢帶回美國。”與此同時，立法者可能會著手對來自知識產(chǎn)權(quán)——也是美國公司海外子公司使用的資產(chǎn)——的收入征收最低稅額，她補充談到。“我對變革 的前景持謹慎樂觀的態(tài)度。我們可以降低美國對公司收入課征的稅率，同時保留屬人征稅體系，并推出一些以較低的稅率向知識產(chǎn)權(quán)收入征稅的優(yōu)惠方案”——就像英國的“專利盒”（patent box）系統(tǒng)一樣，該系統(tǒng)以極低的稅率向知識產(chǎn)權(quán)收入征稅。“此外，我們也可以實施大轉(zhuǎn)變，認真考慮轉(zhuǎn)向?qū)俚卣鞫愺w系的問題。有一點是很明確的：確定一套名義上很高的稅率，對美國來說，是說不通的。稅收體系制造的法律漏洞可讓蘋果這類公司通過轉(zhuǎn)移定價和延期繳稅等手段規(guī)避這些高稅率。”